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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成功且有意义的 网络价格欺诈维权诉讼案
来源:浙江吴山律师事务所 郑关军 发表时间:2018-01-10 浏览次数:2333


    如今通过网络购买机票,火车票是绝大多数会使用网络人购票的首选,确实网络购票给我们日常的出行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但因火车,飞机客运提供者系国企、央企的背景,及其定价机制的规律性,购票者一般不会去怀疑其价格的真实性,除时间上的选择外,购票者基本上是被动接受的,无讨价还价的余地。

    但现实情况是,购买机票却存在一个多年,看似绝对不合理,但绝大部分人又习以见常的一种“潜规则”,就是同一航班,同样的一个座位,儿童的机票价格会比成年人高,而且有时高的程度还令人咋舌。因我本人在网上购买机票碰到类似情况后,为打破这种不合理的现象,为消费者讨个说法,通过一场维权诉讼,为大家揭开这背后不为人知的秘密。  

    一、 案件的起因。

    2017年2月9日因我去北京出差,通过支付宝网络交易平台购买从杭州至北京的机票一张价格400元,考虑到这趟去北京仅是去办一些程序性的工作,故决定带6岁的儿子一起前往去北京旅游,所以又在网上为妻子和儿子订购同一时间从杭州至北京的同一航班的机票。但此时网络上显示,机票价格440元,儿童机票价格1000元。我当时就纳闷为什么同一张机票,儿童机票的价格会比成年人高这么多?尽管心里犯滴沽,但我心想这是航空公司定的价格也没多去怀疑就通过支付宝支付1440元又购买了两张机票。

    回杭后,因律所需要差旅发票报账,我向机票代售方阿斯兰航空服务(上海)有限公司(下称阿斯兰公司)索要机票行程单,但奇怪的是在我收到行程单时发现儿子的机票价格仅为400元。一张机票实际价值与支付的票款会有如此的悬殊,确实让我大吃一惊。职业的敏感性及对价格欺诈的厌恶,我决定对此作一个调查,弄明白这幕后到底有什么蹊跷?

    二、3.15向法院提起诉讼,引起《浙江法制报》的关注,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官网也予以转发。

    收到行程单后,为弄明白这其中差价的原由,我专门向航空公司电话核实,得到证实儿子的机票价格确实是400元。现在社会假冒伪劣产品盛行,价格欺诈也时有发生,特别是虚拟的网络空间,人无踪去无影,危害更甚。为提高广大消费者对此类欺诈行为的识别能力,警醒那些不良的机票代理商,让其为欺诈行为付出应有的代价,故我决定打一场有意义的维权诉讼,并选择在3.15这一个特殊的节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以被告阿斯兰公司价格欺诈为由,要求退还多收的600元机票款并赔偿损失3000元。这起诉讼案件法院立案后我在微信朋友圈一发,立即引起《浙江法制报》记者的兴趣,次日即在《浙江法制报》刊登《千元买的机票,行程单只显示400元,昨天“3.15”,这位律师决定讨个就法》的报道文章,同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官网对该报道也予以转发。足以说明这个案件的诉讼有其特定的意义,所以才会引起法制类媒体和省高级法院的关注和报道。

    三、案件的争议焦点。

    我提起诉讼的理由是,被告是航空机票代售商,应执行航空公司所售机票的统一价格,其报酬应该是代售机票应获得的佣金而非通过机票差价的方式来牟取巨额的利差。更何况被告没有将通过其网络购票会与航空公司机票价格存在如此差价的情况告之消费者,使消费者误认为该网上购票的价格就是航空公司出售的票价,构成价格欺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提供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格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故我的诉讼请求是退600元,赔3000元。

    该诉讼案件所里其他律师知道后,有律师提出儿童机票有时要远远高于成人票确实是个比较普遍的现象,确有不合理因素,但提出国家民航总局好像对该问题是有个什么文件规定的。为充分了解该诉讼的有关法律规定,我再次查找有关规定,发现在1996年国家民航局《中国民用航空旅客行李运输规则》中有“2岁至12岁的儿童购买,应当按成人票价的50%购买”的规定,但该规定显然是针对儿童购票应当比成年人优惠的规定,根本不存在儿童票价可以高于成年人票价的理由。现今为什么会出现儿童机票价会比成年人机票价高的原因?有一种观点认为现今机票折扣比较多,成年人二折、三折已是普遍现象,而儿童机票却受到了这五折的限制。但这种观点或做法显然不合理,不符合《中国民用航空旅客行李运输规则》的文件精神和《合同法》的相关解释,是民航部门或机票代售商违法、无效的单方解释。更何况本案的情况还与这个规则缺乏必要的关联性,因为航空公司出票的价格确实只有400元,责任在机票代理商阿斯兰公司

    故对该案的诉讼我抱有必胜的信心,如果该案的诉讼在媒体的关注下,能引起儿童机票票价高于成年人票价这一现象的合理性进行大讨论,进而达到修改《中国民用航空旅客行李运输规则》的目的则更有意义,从这个角度讲我把这场诉讼定位于公益诉讼。

    四、案件一波三折,被告离奇失踪,法院公告送达。

    法院立案后得知,按被告的工商注册登记地址寄送诉讼材料到上海却无人签收被退回,为此我也多次与被告电话联系也无人接听,而且令人诧异的是查到的被告电话还是杭州的电话。后到网上查询又发现有消息说阿斯兰公司已被阿里巴巴旗下的飞猪旅行兼并。从实际上讲阿斯兰公司可能已是个空壳公司,但还是一个在册的企业法人,从法律角度讲责任主体仍是阿斯兰公司。为联系上阿斯兰公司,我再次联系航空公司得知我所购的机票竟然是重庆某家机票代理商出的票,一张机票竟有如此复杂,真是让我大开眼界,是呀!网络已没边界,重庆、上海、杭州也只是近在咫尺。重庆某公司知道我在追究这个事后,马上承认该机票价格确认有误,是他们公司一个业务员工作失误造成的,与阿斯兰公司无关。愿意退给我多收的钱,并赔偿500元,希望我撤诉,那位业务员还多次和我电话联系并向我道歉,鉴于该案的诉讼目的,被我拒绝。

    五、依法追加支付宝(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为共同被告,案情突然发生逆转,未经开庭权益即已实现。

    9月27日本案依法开庭,但阿斯兰公司仍然缺席,法庭上缺少一个对手,无法听被告如何解释,辩解也是个遗憾,关键是阿斯兰这样一家无踪无影的网络公司,如果法院仅仅判其承担赔偿责任,无论对于原告债权的实现还是对被告欺诈行为的制裁均无法达到好的效果。因我网购机票是通过“支付宝”这个网络交易平台实现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4条规定“…...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不能提供销售者或者服务者的真实姓名、地址和有效联系方式的,消费者可以向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要求赔偿……”。为此原告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申请法院依法追加支付宝(中国)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为本案的共同被告,要求其与阿斯兰公司共同对原告承担赔偿责任,法院予以准许。

    因被告支付宝公司的诉讼材料已经送达,但法院仍无法按原告提供的阿斯兰公司变更后的注册地址送达诉讼材料,所以法院再次准备公告送达。但就在这档口,我突然接到自称是支付宝公司工作人员的电话,她说领导知道这个事后,很重视,确实是他们的工作失误造成的,向我表示真诚的歉意,希望跟我协商解决。他们愿意按照我的诉讼请求,即退600元并赔偿3000元,希望我能够撤诉。并告诉我实际上他们在2017年3月21日就已经把差价款600元和赔偿金500元打入我的支付宝账户了,希望我去核实一下。应该说她的态度是相当诚恳的,对被告已退赔1100元的事,我真的还不知情,后经查询确实在3月21日收到以“航旅基金赔付”名义的赔款1100元。后支付宝公司又和我联系,我提出为该诉讼已支付的法院公告费及诉讼费共700元被告也因承担,支付宝公司经请示领导后也予以同意。考虑到这个案件如果没有媒体的持续关注,那么通过法院判判决的方式结案意义也不大,同时考虑支付宝公司的诚意后,最后决定同意撤诉。支付宝公司也履行了承诺,总共退还机票差价600元,承担诉讼费、公告费700元,赔偿损失3000元。

    六、本案诉讼的意义。 

    为一起不到4000元的赔偿而打一场诉讼,从经济角度而言对我意义不大。但本案的意义在于当公民的权益受到侵害,如何去依法维权?如果每一个公民对被侵权的现象因时间、精力或维权成本方面考虑而一味忍让,而不能让欺诈者付出应有的代价,那么网络空间的欺诈、不诚信现象将会越来越普遍,最终受害的还是我们消费者。同时对该起诉讼,我的很多朋友说,他们也碰到过购买儿童机票比成年人高很多的现象,他们也觉得这个规定不合理,但他们也没去细究。但本案的事实却告诉我们,所谓的儿童机票比成年人机票贵这本身就是个伪命题,现仍有很多机票代售商在利用这个所谓的规定在欺骗消费者,赚黑心钱,应该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在消费者维权领域类似的黑幕还有很多,利用诉讼这个法律手段去揭开黑幕,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的公平和正义也是我们律师应尽的义务。作为消费者加强维权意识,依法维权,除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外,对净化市场,打击欺诈行为具有很现实的意义。

    近来我们吴山律师事务所针对消费者权益领域存在的侵权现象,成立了专门的团队为消费者维权,网红店“鲍师傅”糕点商标侵权案,经商标持有人委托我们已经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今后我们将一如既往地为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提供我们强有力的法律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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